《诗经》收录于了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篇，最先的诗距今早已三千来年。这么久远的时间，加之上古时期文献又严重不足，我们能依赖什么来精确解读这些诗篇的主旨呢？近日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一本新书《大邦之风——李山谈〈诗经〉》，作者像侦破一样，通过“物证”“人证”等信息，密码着《诗经》中的一个又一个谜团。　　如《诗经》中大家都熟知的《关雎》一诗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完全人人都会诵读，但谁告诉“雎鸠”宽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看见的一些有配图的《诗经》读本，对“雎鸠”鸟的讲解，经常搭配日本学者细井徇的画作。

但细井徇画的是一只尖嘴的鱼鹰，而“关关雎鸠”，其“关关”是“呱呱”的意思，能收到“呱呱”声音的绝不是“尖嘴”的鸟，不能是“扁嘴鸟”，“扁嘴鸟”又多是水鸟，是候鸟，当沙洲上经常出现了呱呱叫的候鸟，意味著春天来了。诗歌开篇第一句，是为了把人带回初春的光景。

李山根据文献的记述，以及诗篇的意境，指出“雎鸠”鸟的样子不应类似于绿头鸭，又称野鸭子。　　“在北方中原地区的河流边，呱呱叫的水鸟在沙洲上捕捞，意味著春天来临了，这是一个很典雅的情景，在北方满目褐色的冬景之中，慢慢地冰消雪化，在料峭的春风中深感一丝寒冷，风重了，各种味道出来了，鸟的声音经常出现了，天时在变，诗歌由万物生长大自然误解到人类生活要跟上节令的步伐。”（《大邦之风》）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淑女君子的故事了。　　关于《关雎》一诗的主旨，古代经生们附会为两说道，一说道为刺康王。

周康王和夫人睡觉，第二天起晚了，所以有人就弹奏《诗经》，规劝周康王，要像《关雎》里的夫妻一样人与自然，人与自然就是镇抚；一说道为美文王及其后妃。周文王和他的夫人多么人与自然啊，是后人的榜样。

而我们全然看这首诗，几乎没什么其与周康王或周文王的关系，也在史料中敢说任何与之涉及的蛛丝马迹。近代以来，人们又多将此诗视作爱情诗，而李山则从“钟鼓”等物证上认为，这更加应当是一首婚姻典礼的仪式乐歌，妳“琴瑟友之”，尚能可以解读，但“钟鼓乐之”，是弹奏成套的钟鼓，必须一定的身份，更加必须构成一个“乐队”，把这样的场面说成是男子向女子示爱就说不过去了。　　李山几十年来研究《诗经》的学术成果，有很多超越传统误会的新的闻。

又如《蒹葭》，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关于此诗的主旨，历年来也众说纷纭。汉代经师指出这是一首讽刺诗，嘲讽春秋早期秦国的君主秦襄公无法用周礼、不懂礼仪。

然而，我们从诗篇中显然就读于不来这一观念，这一理解有点莫名其妙。宋代的朱熹也读书不懂，他说道不告诉这首诗的主旨在说什么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

朱熹之后又有人附会说道这首诗是召募隐士的诗篇，所谓伊人，就是隐蔽山水中的高人。到了近代，和《关雎》一样，《蒹葭》也被看作爱情诗，所谓伊人就又变为了自己思念爱慕的那个人。

《大邦之风》的作者则从文化习等角度考据，指出此诗实际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歌唱。在理解这一首诗的时候，作者以材料和证据为承托，而展开了合理的推断。

　　上世纪60年代，有考古学者为了找寻西周镐京遗址，到陕西沣河中游西周故地做到实地调查，其中一个找到与《蒹葭》诗篇涉及：在汉代修建的昆明池靠北端，推断为西周辟雍的水域所在地，找到了一座石头雕刻的男人像。根据文献记述推断，他就是牛郎。汉代班固和张衡不作《二京赋》《两都诗》，都曾写出到他，前者说道：“左牵牛而右织女。”后者曰：“牵牛立其左，织女处其右。

”这就是说，牵牛像的左手方向还有织女像。按照这一线索，人们在昆明池水域之外，在牵牛像所在小岛的西南方向的一个村庄，竟然找到了另一座女性石像，即织女的石像。两座石像，正好是一左一右，隔水遥遥相望。

昆明池建筑是汉代的，但石像不一定就是汉代的，其起源有可能更加那时候。李山联系《诗经》中另一首诗《大东》谈到周人的信仰，指出牵牛织女实际是周人的象征物符号。西周瓦解后，平王东迁，其故地为秦人所有，而古文献记述，秦人攻占周地后，有青牛不信，那么这个牛郎的石刻，很有可能是秦人受到回到周人故地的周人遗民信仰的影响，在辟雍祭拜牵牛之神而竖立的。

这样说明，“宛在水中央”的就是牛郎，逆流、顺流找寻而无果的就是织女了。作者将这样一首诗通过人证、物证与一个美丽的传说联系在了一起，大大扩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。

　　李山多年来都致力于将学术研究重返到大众视野中，让更加多的人讨厌《诗经》，讨厌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审美。《大邦之风》中以名物缺失、探究诗意的例子还有很多，但作者又不是为了博人眼球，为了出有而另辟蹊径，而是在其几十年学术研究的累积之上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把《诗经》讲给大家听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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